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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互联网指北

李佳琦被一波流唱衰了。在行业媒体的描述里，自从进入2020年5月，李佳琦的直播生涯开始了出现了一系列“滑坡”，包括且不限于打破365天无休记录的数次请假、小助理付鹏单飞并微博改名、带货销售量下滑、带货商品事故等等。

再加上6月以来带货一姐薇娅的各种综艺打卡，过于鲜明的对比甚至让行业观点完成了出圈，开始成为公众语境的一种“共同情绪”。

（这些文章大胆地在标题里下着结论，比如“李佳琦在走下坡路”）

不过仔细想想，你很难把这一系列的讨论局限在李佳琦一个人身上。

首先从时间线上来看，博主的式微更像是一个趋势。将3月罗永浩签约成为专职的直播，但并没有收获预期带货效果计算在内，电商直播的负面消息逐渐成为了整个行业的常态，并且周期正在不断缩短：

3月美妆博主穆雅斓在直播中用虚构的“科学日报”、“诺贝尔化妆奖”为商品背书、4月19日快手带货顶流散打哥与辛巴在互怼后先后宣布退网、5月17日美的因为与有黑历史的博主“万能的大熊”合作被喷上热搜——再考虑到缺乏破圈能力但基数庞大的腰部品牌和腰部主播们，你很容易得出结论：

距离拥有标准化生产体系的职业，直播电商还有很长一段距离。

另一方面，直播电商似乎也在去主播化。从格力CEO董明珠、央视主持人朱广权、到携程联合董事局主席梁建章、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，再到《向往的生活》和“极限男人帮”，越来越多的“圈外人”跨越了直播电商并不成熟但起码还有的“工业化体系”，直接完成了最终场景的搭建。

而这可能是更能触动主播们情绪的一个趋势。尤其是当你回顾直播发展史，很容易发现“直播电商”能火，更像是一个行业探索的结果。它充分表达了“直播”区别于其他内容载体的特性，并提供了一套近乎完善的模板——有标准化的模式、有细分化的职能分工、有衔接上下游的能力——与游戏、猎奇、音乐相比，电商带货似乎更能帮助主播们去回答一个问题：

如果不去成为一个产业的附庸、如果不愿成为注意力经济下的快消品，主播们还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？

于是李佳琦倒下，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共同的情感寄托，带动着人们陷入一波新的迷茫：如果这次是错的，那我们又去哪里寻找对的呢？

谁来成为新主播？

栗栗是在2016年暑假决定当主播的，当时还在上学的她想要攒钱买个手机。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她加入了“直播公司”，每天需要在公司安排的直播间直播8小时，一个月后她顺利地拿到了保底工资，3800元。

这是个很不错的数字。尤其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，甚至有些难能可贵——从2014年1月，Acfun生放送正式改名为斗鱼，后者的快速发展开启了“网络直播能赚钱”的时代算起，到2016年初快手开放直播功能之前，人们虽然开始意识到“主播”的“职业属性”，但也刻板地认为“主播是一个技术活”，要么你会打游戏，要么歌唱都不错——成为年轻人就业路径，“万物皆可直播”其实已经是想当晚近的事。

换句话说，像栗栗这样不打游戏、不唱歌也不上山赶海寻求猎奇的主播，能够通过直播获得收入，已经严重违背了当时的常识：不打游戏、不唱歌的直播，居然敢谈赚钱？

（A站生放送的出身，让斗鱼牢牢地与“技术宅”标签绑定在一起）

等到蔡师傅入行的时候，这已经成为了常态，并且进化为了“三无”，即“无游戏、无才艺、无带货”。

由于疫情中断了线下商演活动，蔡师傅在朋友的邀请下加入了一家MCN，帮主播们进行节目策划，偶尔也和公司的同事们一起面试新人。这让他接触了大量的刚刚入行或者准备入行的新主播们，并且出于一名脱口秀演员的本能开始对“主播”这个群体展开了观察。

比如他发现不少新主播会在面试或者沟通工作的时候，表达这样一个态度：“我其实不想当主播，但是听说很赚钱”。

这是一句信息量满满的表态，意味着“主播们”并没有过多地从个人能力、职业生涯规划的层面去思考“直播”这件事，而是更像一次目标明确的“理财”，唯一的区别是需要面试官或者经纪人，通过“忽悠”帮他们战胜“心底的价值观”，或者“激发出他们对于金钱的强烈渴望”。

于是受制于主播们的执行力，蔡师傅想出来的内容策划基本都推行不下去。他曾经想过往“艺人”方向进行招募，也试着为几个主播做户外活动的直播，对标卫视综艺，但最终由于成本等问题也不了了之。

到后期蔡师傅的态度变得很“职业”，“既然是为了钱来，那就别谈理想了，这个世界上有理想的人多了去了”。

当然也不是所有新主播都没有明确职业生涯规划，比如蔡师傅的朋友王雅，她做主播的目标很明确：通过直播让更多的人认识她，进而成为一名网红，再通过网红的身份获得更大平台发展的机会。

但这个规划也因为找到新的工作而被中断，王雅不再直播，只是偶尔发一些自拍的短视频，不久后也会删掉。

（蔡师傅听了一整天的“谢谢哥哥”后的工作自拍）

入行更久的杨新则有着“量化”的新人选拔标准——或者更准确地说，他见证了直播行业的准入标准从“主播会做什么”变成了“平台需要什么”——他在北京做了快4年的直播经纪人，主要负责为抖音和淘宝的直播平台招募主播，心中有着非常明确的度量衡：

“抖音主要是看颜值看身材和才艺，以及主播会不会聊天；淘宝难度更大，得看主播有没有销售潜力，最好有销售经验。”

这有些类似于从“卖方市场”到“买方市场”的转变，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积极的信号，说明整个行业的欣欣向荣，以至于“职业主播”的培养过程已经拥有一套完整的加工体系，人们只需要寻找合适的“原材料”就会收获符合预期的稳定结果。

但对于主播们，这意味着“理财属性”的快速降低，“规则边界”的迅速增加。比如与栗栗的时代相比，现在的直播平台、MCN为主播们制定了复杂的考核体系，包括且不限于直播时长、粉丝观看总时长、直播有效天数，并且即便是底薪也需要通过试播来确定，低至3k高至8k。

（这是腾讯微视给予主播的补贴标准）

在这套快速试错的工业体系下，赚不到钱、承受不了压力、出于尝试心态的新主播们自然就会被“劝退”，只留下符合MCN、平台要求好的苗子。用杨新的话来形容，那就是“就算是为了好玩，玩两年就不玩了。大多数人的初衷都是赚钱，就算是为了梦想，那也是以赚钱为目的。”

这和平台们的利益高度一致，也让“三无”、是否“只是尬聊”变得无关紧要，毕竟再完整的工业体系也无法干预观众的偏好，尤其是那些愿意付费打赏的观众的偏好。

“总不会真的天真地以为，大家就是看内容吧。”

谁能成为好主播？

在主播的成长过程中，MCN（包括直播工会）的存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以蜂巢、牙仙等老牌MCN为例，他们主要的业务模块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：

-签约有潜力的内容创作者（个人或团队），为他们提供专业化的服务，比如专业的内容策划以及账号运营；

-与内容平台（比如微博）合作，帮助已签约的优质创作者获得平台的资源倾斜，同时通过稳定的优质内容产出，在帮助平台分担一部分内容运营职能之外不断绑定两者的关系；

-作为渠道衔接平台、主播、广告主，推动商业模型的形成。

在我的理解里，邀请蔡师傅帮忙做内容策划的那个朋友，多少也有这样的心思在里面：蔡师傅是成都最好的脱口秀演员之一，参与过大量线下开放麦及商演的组织承办，也培养过新演员。这样的经历几乎专业对口“内容策划”，也几乎天然地契合“擅长聊天”的新时代主播的硬性要求。

但蔡师傅对此几乎无能为力，他在主播和沟通的时候总是感到棘手，甚至存在交流障碍。例如主播经常会以“脸太胖”等非内容原因，拒绝发布已经制作好的视频。

有时候蔡师傅也不确定是不是自己过于理想化。他记得公司里有位穿汉服出镜的主播，入行很长一段时间后找不到状态，来看直播的人很少，并且整体的妆容看起来也稍欠火候，于是蔡师傅建议她可以把汉服文化做一个点，制作点有内容的短视频引流。

最起码可以下功夫了解一些历史知识，在直播的时候讲讲故事，至少能够知道身上穿的那件衣服是哪个朝代的。但对方回复他“汉服就是汉族穿的呀”。

（冯提莫也有过汉服直播，但主题很鲜明，比如中秋）

栗栗很能理解“脸太胖了”，理由是女孩子都很在意自己的形象，尤其是在直播的时候。更何况即便是日常的直播，也已经相当消耗个人精力。

以她自己的作息安排为例，栗栗一般是凌晨三四点睡觉，第二天中午醒。下午和晚上的时间都用来直播，午饭和晚饭则通过外卖解决，生活节奏几近“一点一线”：一瓶酒，一场电影，或者说和粉丝聊天玩游戏，一天就过去了。

下播也并不意味着可以休息。通常在直播结束后，会有粉丝通过私信等方式来找主播聊天。如果不想失去粉丝的打赏，主播就只能去花心思维护好关系——在这种状态下主播能腾出多少个人时间，又能再匀称多少时间来学习，这个问题本身都显得很奢侈。

（从MCN常见的招募文案中，不难看出“大哥”的重要性）

只是无论再情有可原，这也终究成为了大部分腰部主播、尤其是三无主播们最大的漩涡：与短视频作者们不同，内容创作并不能给她们的工作带来直接收益，社交关系更能决定她们的发展上限——而社交关系这件事，显然有很大的想象空间。

尤其对于普通主播来说，可以意味着惊喜，也可以意味着不可预知的风险。

栗栗觉得她朋友晓晓的经历就非常典型。

某日，有个粉丝忽然给晓晓的直播间给刷了50万的礼物（按照当时所在的平台抽成比例，晓晓能够拿到其中的3成），但没有提出任何要求，包括“索要个人微信号”之类的常规操作。这让她感到惶恐，并委托直播间的其他粉丝旁敲侧击地询问这位大哥的真实意图，比如是不是要“睡她”。

大哥的答案让人感到细思恐极：“我为什么要睡她，万一缠上我咋办？”

吴思彤的经历也有些类似。有个粉丝半年给她刷了大概有1000多万，并且当她提及自己准备考驾照时，那个“大哥”直接让她先看车，300万以下的车随便看。这种“殷勤”让直播间一度传言吴思彤被包养言，而实际上两人从未发生关系，并且这位“大哥”一直在国外。

不过更令人细思恐极的是，这种社交关系带来的想象空间，在类似于“暗网”的世界里正在被加速产业化，比如一些线下直播公会，很大程度上就是色情行业的“移动互联网+”，将直播作为招揽客户的渠道。杨新把这个现象形容为“一个愿打一个愿挨”、“有需求就有供给”。

当然杨新并不认为这是“直播”带来的糟粕，而是色情产业的自我进化，直播平台只是一个工具罢了。比如当你在某些美女直播、XX直播成人版打赏了主播后，主播会主动加你好友，先是声称要售卖私房视频，之后会发展为“同城约p”——稍微提炼一下，这和以前QQ上38元、58元裸聊的骗局，几乎如出一辙。

这次采访的几天后，一条热搜印证了他的说法。

6月11日，微博网友@巧克力翠翠杀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微博，声称“6月10日有滴滴司机在某直播平台上直播性侵”。随后，这条微博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，并希望能尽快抓到视频中的“司机”。

后来事情发生了反转，媒体通过溯源找到了一个叫做“星恋直播“的直播平台，并发现该平台长期存在“有剧情的色情内容直播”。与此同时据网友爆料，该平台早已多次涉及违规内容，也疑似因为违规更名了两次。

6月12日晚，@平安郑州发布警情通报。经查，视频中涉事的两人系夫妻，二人通过非法直播平台，以网约车司机迷奸女乘客为噱头色情表演，已被抓获。

只是能拎得清的，似乎也只有内行人。对于大量的吃瓜群众来说，“主播”、“直播”是他们在接触“里世界”时，最容易理解也最能接触到了关键词。于是在不断的负面新闻冲击下，“主播”职业的污名化几乎是个不可逆的趋势。

当然从采访过程中来看，这个趋势也大概率是我这个局外人在杞人忧天。比如我曾尝试邀请一家成都本土的直播MCN，来谈谈“主播的职业规划”等相关话题，而她们则提出了两个要求：“可以挂公司的招募信息吗？”、“真的什么都挂不了吗？”

可能只要行业发展足够快，问题就追不上。

谁能拥有未来？

蔡师傅回到了俱乐部，继续了他的脱口秀演员生涯，也试着总结了一下这段经历。

在他看来，主播们不仅仅需要职业生涯规划，更重要的是拥有“年龄危机感”。因为无论这些主播以后想要做演员、通告艺人还是网红，他们都需要对应业务能力的积累，需要付出一定的智力、体力成本，也因此对应着最佳年龄。

不过也有不少主播旗帜鲜明地“吃青春饭”，杨新就看过很多赚一两年的快钱就走的例子，其中不乏找到合适的“大哥”直接就结婚生子了，甚至有人做了小三。

至于还想留在行业但并没有成为头部的主播，在杨新的概念里“通过整容来更新自己的颜值”是最常见的思路。除此之外，也有主播在后期选择转型做直播带货，或者成立公司培养新的主播——但这种选择是少数，毕竟转型成功的前提是足够资源的积累，已经是很多人无法企及的高度。

当然直播留给主播们更重要的遗产，是精神层面上的。经纪人赵晨认识的很多职业主播都有焦虑症，他说这算是主播的职业病了。特别是那些从高处掉入低谷的主播，落差更容易加剧她们的自闭和焦虑，是“赚够钱”后主播们离职的最主要原因之一。

栗栗觉得主播是一个容易让人沉溺的行业，“到后来很多人就沉溺进去了，就像沉溺于游戏一样不知道忘了自己想做什么了”。栗栗最开始做主播是为了买手机，后来她发现当粉丝们表现出喜悦的情绪，自己会获得巨大的成就感。

并且她发现自己的婚姻观、爱情观也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

她之前加入过一个直播吃瓜群，里面大家会讲很多主播的事情。例如今天某某主播和某某大哥睡觉了，明天某某主播抢了别的主播的大哥。主播们拉帮结派，为大哥们争风吃醋的桥段栗栗看了倒是不少。

可是突然有一天栗栗突然害怕了，她发现自己在围观太多“吃瓜群”的那破事儿后，会忍不住去想“这或许是男生对待爱情的本来面貌”、“把出轨也当作常态”，甚至有时候胡思乱想到对人失去信任。

（栗栗的直播现场）

至于未来，栗栗有个慢节奏的计划。她规划9月之后去北京的编剧工作室，或者用自己直播攒的钱继续进修，之前在她读过戏剧研究生也演过戏，再加上当主播，这似乎已经是一个比较有延续性的成长路线——想做的事都能慢慢实现，未来的路接着走就好了。（本文首发钛媒体APP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