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杨新元

每个人都有许多往事深埋在记忆深处，当有一个外部的触点出现时，尘封久远的某一段往事就会清晰地出现在脑海里。

当我在《当代文艺》上看到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散文《晶莹的泪水》时，我也不禁想起了自己五十多年前的读书往事。虽然陈忠实比我年长，但是，他经历过的往事，我好像也经历过。

往事历历在目。

我出生在湖州市菱湖镇。这是一个面积不大却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江南小镇，小桥流水，民风淳朴。

那是1965年，我15岁，在菱湖中学读初中二年级。我的学习成绩不错，每一门课的考试成绩在班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。那时候，“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”的古训还是很有市场的。

放寒假的前几天，期终考试我仍旧是在班里拔了头筹。但当我兴冲冲地回家时，却见母亲愁眉莫展地坐在堂屋里（现在叫客厅）。看我跨进家门，母亲就招呼我坐下。“新元，这个学期结束后，下学期你就不要再去学校了，你要退学参加工作了。”母亲直截了当地对我说。

我好似一盆冷水浇头，考试得第一的喜悦一扫而光。我一下子哭起来，问母亲为什么？母亲说：“主要是你们姐弟三个人，每年的学费负担太重。你工作了，家里担子也可以轻一点。”

母亲这话是实情。我们一家五口，母亲是家庭妇女，全靠父亲一点微薄的工资度日。每当开学季，家里就像过难关一样。虽然那时我们每学期的学杂费不过是每个人三五元，可是三个人加在一起，也不是个小数目。我是班里经常要求缓交或者减免学费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之一。那时年纪小，可自尊心也挺强，常常为此感到难为情。

母亲说：“过了年，你就到铁器厂的翻砂车间去当学徒工，已经托人讲好了。三年学徒，每个月有15元的工资，能养活你自己。”我看母亲说话的口气，知道多说也没有用，就默默站起。母亲说：“下午到学校。你自己同老师说一下。过了年你就不去读书了。”

吃过中饭，我向学校走去。

菱湖中学的前生是青树中小学，是爱国民族资本家章荣初先生在办厂经商中深感人才之宝贵，出资购地70亩兴建起的一所环境优美、没施一流的中学。1934年2月正式开学。1940年日本侵略中国，菱湖中学的校舍也被烧毁。抗战胜利后，章荣初先生在上海发起成立菱湖建设协会，把恢复青树中小学（即菱湖中学）作为首要工作。

一路上，碰到许多同班或同年级的学生。大概是考完试，即将放寒假、过春节了，同学们一个个都显得轻松自如、兴高采烈。只是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，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。

到了学校后，我就到班主任的办公室去，向他转达了我母亲的意思。班主任也感到惋惜。他说，马上就要升初三了，读完了初三，拿个初中文凭难道不好吗？我嗫嚅着说不出话来，含着眼泪向老师鞠了一躬，转身就跑出了办公室。这时，我真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。

那天回到家里，我晚饭也没有吃，就在床上躺下了，暗自流泪。想到从此就要离开学校，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。

窗外渐渐黑下来了，街上的路灯也逐渐亮了起来。邻居家传来了欢声笑语，大概是谁说了一个笑话，逗得大家开心。而我却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黯然神伤。

忽然，我听见自家的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我听见母亲去开门。

母亲说：“你是……”

回答是我熟悉的声音：“我是新元的英语老师。”

母亲赶紧把老师让进屋里。

英语老师姓朱，是一个上海人，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令我们这些学生十分佩服。我记得，那年朱老师已有五十开外，衣着时髦，举止文雅，是班里女生们心目中的女神。

“今天下午我听新元的班主任告诉我，新元要退学了。这多可惜啊。他可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。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遇到了什么难事。但是让一个学习这么好的同学缀学，是很可惜的。”朱老师一口气说出了她的想法。

我母亲把家里的经济状况说给朱老师听。朱老师听了，说：“我原以为你们家是遇到了大的难题，新元才要退学。如果只是经济上的问题，那就好办了。我建议你们至少让新元读完初中，这对人的一生都有影响。”

我母亲还是坚持要让我退学。这时，朱老师以商量的口气跟我母亲说；“新元读书确实很好，我觉得退学是很可惜的，可能会影响他一辈子的前途。下学期如果交学杂费有困难，我去帮助新元申请减免。如果减免有困难，我来帮新元交。”

听到朱老师这番话，我从被窩里蹿起来，跑进堂屋向朱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因为朱老师，我母亲也不再坚持要我退学了。过了年，我仍旧回到课堂里，与同学们一起学习。

光阴荏苒，时光如梭，一转眼我初中毕业了。我的毕业考试门门功课都很优秀，语文考试的作文还得了一个满文，这在学校历届的毕业生中是很少见的。照这个成绩，我考取菱湖中学的高中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

可是，当时我母亲碍于朱老师的面子，答应让我读到初三毕业，现在毕业了，就不可能再让我读下去。

不久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，我到溪西公社南浜大队桃花庄生产队务农，过起了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的农村生活。

有一天，我与生产队的社员到菱湖镇上挑肥，到菱湖中学掏厕所（桃花庄生产队与菱湖镇仅一河之隔）。我生怕同学看到，所以尽量往人少的地方走。当时，还有许多同学仍在学校搞停课闹革命。

忽然，我听到一个人在叫我，转身一看，是朱老师。朱老师也没有以前那样时髦优雅了。由于她的家庭出身不好，也曾被学生们揪斗过。

我愣住了。一心想避开同学老师，却偏偏让我心目中最敬爱的老师看到了我现在的窘样。

朱老师看到我现在这副样子，也颇有点惊讶。我穿着打补丁的劳动服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脚上赤脚穿着草鞋，肩上挑着两只粪桶。

朱老师慢慢走近我，她摸摸我的头，颇有点懊悔地说：“那年你要退学，我不去你家就好了，你也就成了今天的工人阶级。”我説：“不，朱老师，我还是很感激你的，你都是为了我好。”朱老师说：“你现在下乡了，也不要把文化全部丢光了，平时也尽量多看看书。”我抬头看朱老师，她的眼角边流下了晶莹的泪珠。我赶紧答应着，快步向厕所走去。我知道 ，如果我不马上离开，我会抑制不住而嚎啕大哭起来。

就这样，我与朱老师见了最后一面。下乡7年后，1975年，我上调进城，到湖州一家丝织厂当学徒。我曾在回家休假时到菱湖中学去找朱老师。那时朱老师已经退休回上海了。朱老师一生没有结婚，在菱湖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。

大概是听从朱老师的叮嘱吧，在农村我还是坚持读书、写写文章。我曾在《豆腐干的铺垫》（原载1990年7月15日《杭州日报》，收入散文集《多彩人生》）一文中写道 ：“从此，除了每天繁重的农活外，我常常在晚上拿起笔，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下来，尽管见诸报端的寥若晨星，然毕竟给‘相见无杂言，但道桑麻长’的农村生活增添了一点色彩。”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到《浙江日报》当了记者，这一干就是四十多年。每当获得一点成绩，我就会想起朱老师那样的好人。

我想，正是无数像朱老师那样的把学生视为亲人，常怀悲悯之心的好老师，才使我们中国的文脉代代相传。凯洛夫说：“教师是老一代人与年轻一代人之间的联结环节，他应该依靠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积累起来的全部丰富的人类文化。”而乌中斯基则告诉我们：“教师个人的范例 ，对于青年人的心灵，是任何东西都不可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。”

作者简介：杨新元，中国作协会员、浙江日报高级记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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